罗明说，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，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、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。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，便建议罗明在闽西、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。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3次反“围剿”取得胜利的经验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，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，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，进行各个击破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粉碎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而在（上）杭、永（定）、（龙）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，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，对于粉碎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，罗明茅塞顿开。第二天，他就急匆匆出院，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。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，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，去杭、永、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。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》、《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》，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、少先队、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，在扩大红军问题上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。
没想到，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！
刚刚走马上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博古“一手发现”了罗明的所谓“路线错误”，因为在《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，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，发展武装斗争，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、项英主席、周恩来同志、任弼时同志，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，或者请列宁复活，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，去对群众大演讲3天3夜，加强政治宣传，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！
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主席称为“最好的领袖”，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。
博古质问罗明，谁说毛泽东是“我们最好的领袖”？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？
由于崇拜毛泽东、推行毛泽东的主张，罗明被戴上了“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”的帽子，被撤销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，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，被整整斗了3天3夜。
于是，反“罗明路线”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，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。福建省资格较老、地位较高的干部，普遍受到了打击，甚至没有1个区、没有1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。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、省委常委郭滴人、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、团省委书记陈荣等，均受到批判，甚至被撤职。
1933年2月下旬开始，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（小平）、毛（泽覃）、谢（唯俊）、古（柏）的“江西罗明路线”的斗争。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。
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，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，又在1934年2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（简称“二苏大”）上，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。博古指派张闻天“分管”政府工作。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，被彻底架空了。博古拍手称快说：“老毛（泽东）变成了加里宁了，哈哈！”
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，既坚持原则，不承认自己犯了“纯粹防御路线”和“富农路线”的错误，又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。他服从党的决议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，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。
1933年2月，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，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“查田运动”。从此，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“查田运动”上。
所谓“查田运动”，即是在农村开展“清查阶级、清查土地”的运动。
1933年3月，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“查田”试点，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“查田运动”。
6月，毛泽东接连在《红色中华》上发表关于“查田运动”的重要文章，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“八县查田运动大会”。
8月，毛泽东发表《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》。
毛泽东，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如今，却只能分管“查田”这一项工作。
就在毛泽东“查田”的那些日子里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斗正在激烈进行。
前线，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，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，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，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、朱德、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。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，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、草台岗战役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，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
1933年秋天，蒋介石在德、意、英、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纠集100万军队，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“围剿”。其中50万兵力，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发动4次“围剿”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，他改变了过去“长驱直入”、“分进合击”的战法，采用持久战和“堡垒主义”的新战略，层层修筑碉堡，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，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，用“竭泽而渔”的办法，达到其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。
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，代替毛泽东而成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？他的王牌就是让1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。
李德认为，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，红军过去反“围剿”的方式已不适用。他狂妄地说“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”，坚决反对积极防御、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，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，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、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、阵地战，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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