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58年，蒙哥亲率蒙古大举征宋，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，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。忽必烈把在家侍奉父母的我征召回来让我随军从征，以备顾问。但我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，一路上，多次相机进谏，第一次在真定，忽必烈听了我的劝谏后说，“令师之出，皇帝所命也，一旦事定，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，以安百姓。”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，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。郝经明白表示：“古之一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彼今未有败亡之畔，我乃空国而出，诸侯窥伺于内，小民凋弊于外，经见其危，未见其利也。”因此我劝忽必烈“结盟饬备，以待西师”，“修德简贤，待时而动”。
行至唐、邓一带，我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、进退维谷，便又一次上书进谏，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。他认为就根本而言，失利在于连年用兵，国力不济，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。而从军事战略上讲，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，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。为“救已然之失，防未然之变”，我建议：上策是息师抚民，厚植根本，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；如这条难以遽行，退求其次，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，“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”，实行“三道并进”和“先荆后淮、先淮后江”的作战方略。可惜，那个自以为是的蒙哥不听俺的，完全不采纳我的建议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幸亏他没听俺的建议，否则他就不会死在钓鱼城，忽必烈也就没希望当皇帝了。这真是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！但日后忽必烈的灭宋之战大体遵循了我的这一战略思想，再次证实了我的远见卓识。
，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。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，又渡江包围了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。不料“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，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，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。我第四次进言，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。在《班师议》中，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，“役成迁延”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。为“销祸于未然”，免蹈前人覆辙，力谏忽必烈“断然班师，亟定大计”，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，以稳定社稷人心。
我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。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，弭平内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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